有一位博主推荐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你今年能读到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马斯克看到后，“值得一读，值得全世界人民共同学习。”
这篇文章标题是“Why the Culture Wins: An Appreciation of Iain M. Banks”，《为什么文化会赢：伊恩·班克斯作品思想赏析》。
事实上，对于我们理解战争、认识商业，乃至做好自媒体，都有莫大的帮助。值得一读再读三度。
以下为原文。
多年以前，一位很懂行的朋友递给我一本书，跟我说，“现在，你必须读一下这本书。”那是伊恩·班克斯的《武器浮生录》（use of weapons）。
我看了一眼书背面的介绍，问她，“什么是文化？”
“嗯，这个不太好解释。”她看上去准备开展一场漫长的对话。
“在泰国，有一种特别的狗（the dog）。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这种狗，它在路边徘徊，在市场周围转悠。问题是，它不是一个品种，而是各种常见的狗。无论是什么品种的狗，只要将它释放到街头，经过几代繁衍，它们都会回归到"狗"的本质。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它就像是在所有文化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进化胜利者，是吸引力的最终归宿。”
“我想看了，”我说。
“哦，还有一个更棒的情节，主角的头被砍掉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身体被砍掉了——于是无人机给了他一顶帽子作为康复礼物……”
最终，我并没有特别喜欢《武器浮生录》，但觉得它还不错，于是我买了班克斯的另外一本书，《腓尼基启示录》（Consider Phlebas），并且读完了它。
我发现，这本书对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基本前提做出了更加令人满意的阐释。对我来说，这使班克斯成为了20世纪末科幻小说中伟大的先知之一。
与当时其他“有远见的”作家——威廉·吉布森、尼尔·史蒂芬森相比，班克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吉布森和斯蒂芬森预见到了技术的演变，并想象到了当世界转变为“赛博空间”后的样子。他们两位至关重要，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中真正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并非机械性的，而是在于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
相比之下，班克斯想象的未来，首先是关于文化的演变，其次才是技术。而我认为，他的理解更为深刻。然而，文化的力量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完全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观察长期趋势的视角，所以，班克斯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现代的科幻作家很少涉及到文化和社会的演变，他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的标准类型，往往就是一个拥有着先进技术的古老社会结构。
最著名的例子无疑就是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它构想了一种先进的银河文明，但社会结构是由敌对的“家族”主导，这些“家族”组成了大的“部落”，名义上它们又都在“皇帝”的权威之下。
显然，这种作品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将一种属于遥远过去的社会结构与属于遥远未来的技术相并置，而这种社会结构几乎可以直接从奇幻小说中提取照搬过来。
这样的假设很有意思，因为它非常戏剧性地否定了马克斯（思）的观点，即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生成关系的改变（“手推磨导致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汽磨导致了工业资本家社会”）。用更当代的术语说，马克斯的观点是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功能性关系，你不能任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在这方面，马克斯当然是对的。因此，《沙丘》的中心思想存在着社会学上的幼稚。配备能量武器的封建主义毫无意义，因为封建社会生产不了能量武器，而能量武器会破坏封建社会关系。
《沙丘》描绘了一个社会进化和技术进化好像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场景，它至少还呈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情节。这种构思的更懒惰的版本，在科幻小说流派的追随者中司空见惯，令人熟不可耐，那就是简单地将罗马帝国移植到未来。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基本上就是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情节模板，可能是这种趋势的开创者。基恩·罗登伯里的《星际迷航》，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古典历史（双子星罗穆卢斯和雷穆斯等）和故事情节。当然，还有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系列，呈现了（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帝国”的崛起。
所有这些科幻世界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假设人类置身于一个未来情景中，但面临的政治和社会挑战则来自遥远的过去。
在这种背景下，班克斯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想象了一个场景，在这里，技术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所遭遇的社会挑战都是新的。事实上，班克斯与众不同的是，他认真思考了技术发展将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例如，如果一个社会拥有了可以随时监督个人的半智能无人机，那么它还需要刑事司法系统吗？于是，在“文化”（the Culture，特指，班克斯的科幻系列）中，一个人如果犯下足够严重的罪行，会被指派一个“巴掌无人机”，可以强制性地阻止他再次犯罪。这不仅会使累犯律降到零，终生受到无人机监管的前景也会对犯罪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从当前的趋势看，这种推理绝对是合理的，看看那种用来跟踪监测的脚环就知道了。但这也更进一步引发了很多问题。例如，一旦不再需要刑事司法系统，国家的一项核心职能就消失了。“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是未来社会的一种主要变化。
不过，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前提，班克斯设想的宇宙的核心特征，是技术发展使文化摆脱了所有功能性的限制。他设想了一种情况，即文化变成了纯粹的模因。这可能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思想，但需要做进一步的解读。
“模因”一词是由理查德·道金斯提出来的（见《自私的基因》），它是想说存在某种文化单元，扮演着类似“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角色。大家可能记得，对道金斯来说，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复制器”（the replicator），可以简单理解为“可以复制自身的东西”。
道金斯的主要观察结论是，不仅在生物领域存在会复制的基因，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中也能找到会复制的基因。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模因”对宿主（即人类）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到它们是如何成功地自我繁殖的。例如，人类用火烹饪事物的做法，在文化上就是可以复制的。
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文化模因得以复制，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什么特别的好处——有时候它们甚至会让宿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是因为它们在自我复制时有特别有效的“花招”（trick）。
说一种文化是功能性的，意味着它对社会的物质再生产有所贡献，并在各方面受到贡献需求的限制。社会制度基本上是由必须客服的集体行动问题所构建的，目的是便于人们生产足够的食物，保障安全，教育下一代，维持社会秩序，并最终发展出各种文明成功。大体上，这种制度与一系列由社会化产生的个性结构相匹配，是个体倾向于适合制度规定的角色（如士兵、教师、农民等）。
文化这个词，就是指与这些制度和个性结构相关联的符号和信息。这些符号和信息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
翻阅民族志史册时，你无法不对社会的文化与其制度结构所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契合”（或适应）感到惊叹。
一个经常受到战争威胁的社会，会有一种尚武的文化；一个以合作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会强烈的谴责懒惰；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会把专横傲慢视为一种人格缺陷；一个高度管制工作时间表的工业社会，会奖励准时，等等。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并不匹配（即文化功能失调）。同样，进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一大障碍就是文化没有（或不）“适应”新模式。例如，在强烈重视家庭关系的文化中很难建立官僚机构，因为后者会滋生裙带关系和腐败。
再说回民族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时多么地多元化和富有创造力。但这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双重多元化。
从历史上看，多元的文化之间一直在相互竞争，一些文化变得更强大、更占主导地位，另一些则逐渐式微或完全消失。在语言的竞争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大量的语言已经灭绝，而有些语言（如中文、英语和西班牙语）则成为“超级语言”，它们随着发展变得跟家强大。同样，人们也可以看到“超级文化”的出现，它成为吸引其他所有文化的盆地。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竞争的过程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促成理想社会结构或有效合作体系的能力。想想罗马文化在西方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年后，学生们仍在背诵西塞罗；在很多地区，查士丁尼法典仍是事实上的法律；拉丁语作为一种非凡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欧洲学术阶层的书面语言。罗马人受到模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文化支撑着西方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持久的帝国。
同样，汉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提倡的制度，不仅是帝制，还有维系它的庞大官僚机构，以及促进有效管理的科举制度。
拥有强大社会制度的社会，会变得更加富裕，或者军事上更加强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文化得以复制，要么是因为被模仿，要么是因为它强加于其他社会。
不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的主导趋势，是在制度结构方面的明显趋同。最重要的是，人们在事实上已经普遍接受，在国家层面，市场经济和官僚体制是唯一理想的社会结构。人们把这看成是“成功”社会的基本蓝图。这极度地缩小了文化的可能性，导致在功能上与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文化慢慢消失或转变。
这种文化可能性的筛选，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一种“西化”的趋势。其实，它更多的是所有社会都必须经历的适应过程，以便使文化符合资本主义和官僚结构的功能要求。并不是其他文化正在变得“西化”，而是所有文化，包括西方的，都像向少数文化类型汇聚。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有意思的结果，就是文化之间的竞争正在变得非功能化。现代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以一种近乎机械的方式，解决了各种传统的社会融合问题。因此，当我们思考各种“超文化”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从功能角度看，几乎没什么好选择的。从建设成功社会的角度看，没有哪个是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
那还有什么可竞争的？就是文化的模因属性。也就是说，纯粹的自我复制能力。
让我们再看一下道金斯对模因的开创性探讨。为了复制自己，模因并不一定要为宿主带来任何好处。道金斯给出的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连锁信，类似现代的电子邮件和微博。即时这些信的内容并不特别吸引人，但是它会提供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告诉你为什么应该把它发送给你认识的每一个人。当然，这种信并不需要完全地令人信服，只需要有一定的合理度，就足以使一部分人把它传播到足够多的人。
道金斯接着指出，许多宗教都可以按类似的思路去解释。例如，推动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它使众多信徒充满传教热情，从而渴望改变非信徒的信仰。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15世纪，中国人曾多次远航非洲，但他们没有在这片大陆留下长远的影响。因为在抵达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转了一圈就回去了。相比之下，欧洲人虽然主要专注于在非洲大陆的航海，但也带去了牧师。牧师发掘有数百万的灵魂需要拯救，于是他们就开始传教。
如果和宗教信仰体系对一下对比，就会发现儒家思想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功能性——它是国家形成的最早驱动力之一，并在中华文明中催生了极其稳定和有韧性的社会结构。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如果不指出汉文化与它所激发和强化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就无法解释这种文化的传播。
汉文化并不是通过模仿直接传播，而是通过与其功能相关的结构的力量。也正因为此，超出支撑它的国家体系的范围，它的传播能力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基督教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具有病毒式传播的特性——它非常善于自我复制。事实上，它并不擅长生成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这种品质，使它能够从内部接管罗马帝国，这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如今它在非西方国家（如加纳或韩国）的成功。
现在回到班克斯的世界。想一下现代超文化的形成过程，想象它还将会持续三四百年。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结果就是文化将完全丧失功能性。
班克斯设想了这样一种情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全部问题，基本上都通过技术得到了解决（类似无人机解决刑事司法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根本的稀缺性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再工作（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他仍然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而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人工智能（或“头脑”Minds）中仁慈的技术专家做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或者更准确地说，类人机器人）还剩下什么呢？在个体层面上，班克斯想象的人类生活，很想是伯纳德·苏茨在《蚱蜢》中所描述的——一切都成为了游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不严肃的。但班克斯比苏茨走得更远，他考虑到了社会后果。
当文化摆脱了所有的功能限制时会发生什么？显然，在不断发展的星际竞争中，涌现出的文化将是最具毒性，或者说最具传染性的。换句话说，这种文化是最擅长诉诸于类人生命体的情感和品味，从而进行自我复制的。
事实上，这就是《腓尼基启示录》中，主人公霍扎不喜欢“文化”（特指，类似国家或组织）的原因。这本书以伊迪兰人和“文化”之间的战争为背景，在“文化”系列小说中很特别，因为它的主角站在伊迪兰人一边，提供了一个异端（outsider）对“文化”的看法。伊迪兰人被视为是老式功能型文化的样板，他们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宗教一统、等级森严的独裁帝国。
伊迪兰人和“文化”之间的战争很不对称，因为“文化”不是一个帝国，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体”，它就是一种文化。它没有首都，也没有传统意义上“领土”。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文化”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撤退，避开迅速扩展的伊迪兰实力范围，完成战争生成的转变，并建立庞大的舰队……“文化”能够利用几乎整个星系来躲藏。它的存在本质上是流动的，轨道居住环也可以转移，或者干脆被抛弃，人口也可以被迁移。而伊迪兰人则执着于占领和控制一切能够得到的地方，维护边界，保护行星和卫星，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伊迪尔的安全。）
霍扎不是伊迪兰人，而是一个双生物种（ doppelganger species）中最后的幸存者之一。贯穿整部小说的问题，就是“文化”代理人佩罗斯特克·巴尔韦达对霍扎提出的质问，为什么他要站在伊迪兰人一边，毕竟他们是明晃晃的宗教狂热分子，极端排他，坚信自己物种的优越性。（伊迪兰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的holy战争是为了“肃静、统合和指导其他物种，并将它们至于自己的神的看管之下，去生存和繁衍，否则就毫无意义。）
相比之下，“文化”诉求的是和平共处，平等宽容。那么，为什么一个不相干的第三物种的成员，会选择站在伊迪兰一边呢？
对于霍扎来说，区别在于，伊迪兰人尽管由种种缺陷，但具有一定的深度或严肃性，他们的行动是由意义的，而这是“文化”中明显缺乏的。用哲学术语来说，他们的生活是根据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强评价”构建的。
（其实，贯穿“文化”系列小说中的娱乐性之一，就是“文化”无法严肃对待进行中的战争，这从他们舰船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些船名都像是绕口令：什么民事应用、或者暴徒阶级的价值判断、酷刑阶级的排外者、超出正常道德约束的憎恶者阶级等等。）
韦伯对现代性提出了著名的诊断，认为现代社会造就了“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心灵的纵欲者”。在“文化”中，专家的角色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只剩下“没有灵魂的纵欲者”这个角色。
因此，这种文化的主要吸引力，就是提供永不间断的聚会和无限的性与毒品。（通过基因编辑和手术改造，“文化”社员可以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任意改变，通常包括增强的生殖器，使他们能体验到强烈、持久和多重的性高潮；还有专门安装的腺体，能产生一系列活性化学物质，可以减轻疼痛，产生快感，保持清醒，或几乎任何人想要的感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霍扎不喜欢这种文化了。表面上看，霍扎不满的是他们放弃了人性，选择了机器。但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种能够作为深层意义源泉的文化。而这显然是”文化“给不了的，相反，它把一切都变成了笑话。
这种”文化“可能无法抗拒，但它本质是愚蠢的选择。（霍扎尽量不把它的轻蔑表现出来。又来了，他心里想。他试图数一下有多少次被迫听他们谈这些事，经常都是第三或第四等级社会的，相当人性化，而且往往不是男性，用安静、羡慕的语气谈论“文化”提供的乐子。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那些奇妙的腺体药物，霍扎想。）
正是因为这种颓废和缺乏严肃性，伊迪兰人认为，他们战胜“文化”是板上钉钉。如果我们把“文化”的软弱颓废和伊迪兰人的严酷尚武进行比较，很显然，“文化”没有战斗力，很快就会崩溃。
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事实上，文化永远不会放弃。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就要理解“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的核心——终极的模因复合体（或复合体）。这与在“文化”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接触”（contact，特指）有关。
“接触”的概念，来自班克斯对自由社会现有趋势的精彩推延。要解释“接触”的运作原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它和《星际迷航》中联邦的“最高指令”完全相反。
“最高指令”禁止对“超光速前文明”（即技术落后的世界）的事物进行任何干涉。而“文化”的支配原则于此相反，它试图尽可能广泛和充分地进行干涉。“接触”部门的主要功能，就是微妙（或不那么微妙）地塑造所有文明的发展，以确保“好人”获胜。
这当然是困难的，有时会牺牲“文化”自身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在“接触”部门存在一个子部门，叫做“特殊情况”，它的工作就是在需要达到目的时打破一切障碍。（当然，这个想法是以不确立任何先例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被成为“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的特工，是最接近“文化”系列小说中“英雄”的角色，但他们的功能总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大多数读者，对于“接触”的使命，直觉上会感到很合理，很满意。试想，如果在某个原始世界，法西斯独裁政权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那么，技术先进的外星种族尽其所能，帮助自由民主的国家获胜，这难道不对吗？
作为一种哲学思辨的练习，人们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是否应该把希特勒扼杀在摇篮里。然而，“文化”有能力做同样的事，并把这种假设变成真实。如果按照联邦“最高指令”的意思，那么人们应该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这至少是违反道德直觉的。
但是，如果说“接触”会让“好人”获胜，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接触”会介入干涉，支持与“文化”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一方。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体自由。例如，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个社会最终都必须决定该如何认识机器智能，并决定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被赋予完全的法律和道德人格。
“文化”对这个问题自然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由智能机器中仁慈的技术阶级管理的。因此，“接触”和“特殊情况”小组会进行干预，以防止他们所谓的“碳基法西斯”（即那些认为“只有人类的主观经验才具有价值”的主张），在任何世界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派系。
进行这种干预有两种方式。从“内部人士”（即文化内部，译注）的角度看，“接触”是在确保真理和正以获胜（即“好人”获胜）。但从“局外人”（outsider即外部）的角度看，“文化”所做的就是自我复制。它吞没并改变它遭遇的每一个社会，将它们变成“文化”的副本。此外，“文化”的这种行为并不只是休闲和消遣。
“接触”以它特有的方式，体现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它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于“文化”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它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是意义的唯一来源。同时，它也是“文化”传播的核心机制。
这就是“文化”具有毒性（即传染性，译注）的原因，根本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自我复制，别无其他目的。
在“文化”内部，唯一无法满足的欲望，就是其居民“不愿感到自己无用”；而这种欲望是它原本的人类后裔和它制造出来的机器所共同拥有的。对于“文化”中那些享受着相对无忧无虑、安逸快活的居民来说，它唯一的合法性就是它所做的善行（good work）。
“接触”的世俗传教活动，不仅仅是发现、统计、调查和分析其他不那么先进的文明，而且，在看起来合理的情况下，对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加以实质性的干预（公开地或秘密地）。
在我看来，这正是班克斯最具社会学洞察力的观察，同样是从当代文化趋势中外推而来。
现代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发展，其中之一是，身份从被动赋予转向到主动取得。这种情况很简单：传统社会中，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定义是由他们出生的环境或被赋予的特征所界定的——你的家庭，你出生时的社会地位，你的性别等等。有一套严格的角色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在各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生活主要就是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更倾向于“选择”而非“环境”，并且认为，环境的限制或局限是极端的不公平。因此，人们越来越注重取得的身份——你上过什么学校，选择了什么职业，与谁结婚，以及你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了解一个人”意味着询问他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而不是他出生时的环境。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各有优缺。对于生活在以成就为导线的社会中的人来说，选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赘言。但它也有缺点。在被动赋予身份的旧体制下，人们不会遭遇“身份危机”，也不需要在二十多岁时，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寻找自我”上。
但是，当一切都基于选择时，选择的基准会被腐蚀；缺乏固定的参照点，也无从评估不同的选择。这就导致了泰勒所说的价值观强度下降带来的意义危机。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为“亚当的诅咒”（即被逐出伊甸园，不得不辛苦劳作来户口）而痛苦；但是，工作为大多数人提供带来了生活的意义和成就感。那么，当工作消失，一切都变成兴趣或爱好时会发生什么呢？
爱好是有趣的。很多人费尽心机试图逃离工作，以便更多地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之中。不过，爱好可能很有趣，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有些情妇，无法给生活带来意义，因为它们是可选择性的。你可以随时停下来，一切都不会改变，它不会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它并不重要。
想一想“文化”中的居民，他们所拥有的选择。他可以选择成为男性或女性，或者介于二者之间（实际上，很多文化居民会交替选择，强烈的性别认同是过时的）。他还可以选择自己生命的长短，可以选择任何外表或技能，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生理或大脑结构，学习任何想学的东西。
面临所有这些选项，你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根本而言，你是谁？是什么塑造了你的身份，使你与众不同？如果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所做的重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我们面临的限制和自身条件的影响：我们的天赋、性别、出生的国家。一旦这些限制消失，我们选择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的依据又是什么？
这就是加缪等存在主义作家试图解决的问题。自由的悖论在于它剥夺了选择的一切意义。加缪给出的答案是荒诞主义——就简单地拥抱悖论。跟随他走这条路的人很少。
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人解决意义危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选择拥抱传统身份——即“新传统主义”——庆祝身份归属的假定真实性。大多数原教旨主义是这种结构，但也有更温和的形式。例如美国那些郊区居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凯尔特血统，给孩子取名为卡哈尔或艾丹，并且选择有爱尔兰酒吧的社区定居。
另一种选择是在道德上肯定自由本身，将其视为唯一有意义的价值观。这往往会伴随着一种传教的渴望，试图将自由带给其他人。
正因为如此，在自由社会中存在一种非常强大的发展趋势，即班克斯所说的“世俗福音主义”。它具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因为它想要解决现代文中重大的紧张局势，甚至从根本上解决身份危机。它往往会发展得非常强硬，因为人们始终怀疑它会不堪重负（或不堪重任）。
所以，由“接触”部门执行的“文化”的“最高指令”，具有和伊迪兰宗教类似的特质。这也是导致战争如此有破坏力的原因——造成 了8514亿人伤亡，超过9100艘战舰损失。每一方都对另一方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不是指物理上灭绝的威胁，而是一方的胜利，会摧毁赋予了另一方生命意义或目的的信念。
这就使得“文化”成为终极的“模因复合体”，成为最大、最深的吸引力盆地。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自我复制。它通过一系列活动去接触其他社会，并将它们转变为自己文化的副本，并因此获得全部的目的感和存在的理由。
当然，“文化”中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在“做正确的事”。当然了，这种自欺欺人，就是“文化”能够如此有效地自我复制的部分原因。
从某种角度看，“文化”与《星际迷航》中的博格人（外星种族，目标是同化遇到的一切种族，使自己的种族“达到完美”）并没有太大区别。不同之处在于，班克斯实际上很巧妙地让读者对博格人产生了同情。他隐约暗示，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由社会中的我们——是博格人的一部分。
在《星际迷航》中，博格人是一种庸俗的漫画形象。“你将被同化，你将为博格服务”，这可能并不是博格人自己的看法。“你怎么会不想加入我们呢，毕竟，我们只想帮助你”，这确是“文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
不过，从外部来看，“文化”和“博格”具有本质的相似之处。
最后，总结一下：
班克斯的“文化”构想由三个核心思想驱动。首先，他认为，在未来，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将通过技术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文化之间的竞争将主要基于它们的传播性，而不是功能性。
其次，他设想了“接触”，作为“文化”的根本复制机制。
最后，他提出，“接触”所进行的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实际上是为“文化”内核的存在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这就是“文化”具有超级病毒传播力的原因：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自我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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